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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故宫藏品


北京故宫藏品多于台北故宫 总体上精品也多于台北故宫

王羲之《兰亭叙》

王羲之的行书有如行云流水,其中又以兰亭叙为最极品。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,右军宦游山阴,与孙统承、谢安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聚会,修袚褉之礼。饮酒赋诗,由他以特选的鼠须笔和蚕茧纸,乘兴而书写了一篇序,记序盛会,共三百二十四字,其中二十个「之」字名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。此帖下笔有如神助,有「遒媚劲健,绝代所无」之誉。

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

(此国宝现藏于台北故宫。因其与以下两贴共被誉为三希,故也一并收入,以资完整)

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行书四行,字体流利秀美。元赵孟俯曾称此帖为天下第一法书。《石渠宝笈》收晋人三帖,号称三希,此帖列于首位。其为人所重视。

王献之《中秋帖》

王献之《中秋帖》被人称为一笔书之祖,世传张芝一笔书到晋代仅有王献之独得其法。畅快淋漓的笔法叹为观止。

王珣 伯远帖 (点击画面放大)

王珣 伯远帖

王珣《伯远帖》行书纸本,因首行有《伯远》二字,遂以帖名。此帖为晋代真迹,王珣书,故列希珍之宝。此帖行书,笔力遒劲,态致萧散,妍媚流便,是典型的王氏书风,是帖明末在新安吴新宇处,后归吴廷,曾刻入《馀清斋帖》,至清代时归入内府,并与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《中秋帖》同列为三希堂法帖之一,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

(1924年溥仪出宫后,敬懿皇贵妃将《伯远帖》带出宫,后流散在外,与《中秋帖》一起被典当于香港一家外国银行。1950年两帖出现后,周恩来总理指示将其购回,交故宫博物院收藏。三希堂镇堂三宝,终于得以全数留在两岸故宫内)

(据专家鉴定,清代著名的三希中,《快雪时晴贴》、《中秋贴》均为临摹本,惟《伯远贴》为真迹。王羲之开创的新书风在其家族中代代传承,其俊逸舒朗的书体,深得二王的法乳。董其昌称其东晋风流,宛然在眼。)

陆机 《平复帖》

陆机,(261-303),字士衡。吴郡亭上海市松江人。陆机少有异才,文章冠世。善行草书。《平复贴》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,是传世文人中最早的一件。书体为章草。此帖使用秃笔,质朴志健,自然畅达,对书法考古和研究有重要价值。 《平复帖》是现存最早的传世墨迹。内容是写给友人的一个信札,是传世文人中最早的一件,其中有病体恐难平复字样,故名。字为章草,但无挑波,和《淳化阁》所收卫瓘《顿首州民贴》体段相近,大约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实用书体。故对书法演变历史研究甚有价值。

展子虔《春游图卷》

隋展子虔《春游图卷》,绢本设色、纵43cm、横80.5cm 。此图在辽阔、平远的山川景色中点缀着人马和舟船,描绘了一派明媚的春天气息和士人踏青郊游的情景。 充分体现了展子虔时代和他本人的山水画风与成就,反映了这一时期山水画的基本风貌。由于他开创了青绿山水的端绪, 给后世以深远影响。它是我国传世最早的卷轴画,也是最早的独立山水画。

 

 

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 (点击画面放大)

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不朽杰作《清明上河图》,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。它是一幅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,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,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承平时期的繁荣景象。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是宋徽宗,是他用瘦金体亲笔在画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。

顾闳中 《韩熙载夜宴图》

南唐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,绢本纵27.9cm 横69cm。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珍品中,名画以它用笔细润圆劲,设色浓丽,人物形象清俊、娟秀,栩栩如生而名闻中外。是今存五代时期人物画中最杰出的代表作。

韩滉《五牛图》

唐韩滉《五牛图》纸本,设色;纵20.8cm,横139.8cm。此卷非单纯动物画,有深刻内涵寓于其中。经研究认为,韩滉画五牛以喻自己兄弟5人,以任重而顺的牛的品性来表达自我内心为国为君的情感,是以物寄情的典型之作。笔法精妙,线条流畅优美,形神俱佳,表现出高超的笔墨技巧,是难得的唐画佳作。卷后有元赵孟頫、孔克表,明项元汴,清高宗弘历等人题记。曾入宋内府,元赵孟頫,明项元汴曾藏,后入清内府,清末流散宫外,1952年文化部文物局以重金由香港购归,拨故宫博物院藏。

谈到《平复贴》、《游春图卷》等稀世国宝,我们不能不谈到张伯驹。

张伯驹(1898-1982年),原名张家骐,字丛碧,别号好好先生,河南项城人。我国著名的古书画收藏鉴赏家、诗词学家,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、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,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、副馆长,中央文史馆馆员。
张伯驹先生自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,初时出于爱好,继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,虽变卖家产或借贷亦不改其志。自云:予生逢离乱,恨少读书,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,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,人或有訾笑焉,不悔。一件《游春图卷》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,甚而被匪徒绑架、生命堪虞,犹称宁死魔窟,决不许变卖家藏,其传奇般的际遇,成为久传不衰的佳话。
张伯驹夫妇不惜代价、甚至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,既是出于爱国至诚,也是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认识与由衷的酷爱。张先生慧眼识宝,所藏书画件件堪称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。在他的藏品中,晋陆机《平复帖》是我国传世书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,隋展子虔《游春图卷》则是传世最早的卷轴画,也是最早的独立山水画,合为双璧。此外还有唐>杜牧《张好好诗卷》,宋黄庭坚《诸上座帖》、赵佶《雪江归棹图卷》,元钱选《山居图卷》等等,都是在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。
对于斥巨资购藏并用心血保护的法书名画,张伯驹先生和夫人潘素女士并不视为一己所有,而是看作全民族的文化遗产。自20世纪50年代起,张先生夫妇陆续将收藏30年之久的书画捐献国家,使这些文物成为博物馆的重宝,表现了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。

  两岸故宫藏品,北京故宫藏品多于台北故宫,精品也多于台北故宫。比较前,说明三个情况:

  一是,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,逊帝溥仪将1200余件书画精品、古籍善本和大量珍宝盗运出宫。新中国成立后,其中相当部分重新回到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,如《清明上河图》、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、《五牛图》、《伯远帖》、《中秋帖》等。

  二是,1933年故宫南迁文物共13491箱,部分文物南迁后,北平故宫本院所留文物相当多,也有不少珍品,沦陷期间还在继续清点未曾登记的文物,并征集了一批珍贵文物。南京政府曾下令马衡院长选择留平文物菁华装箱,分批空运南京,马院长虽将珍品编目造册报南京,但以各种理由推延装箱,后来一箱也未运走。南迁文物后来运台2972箱,占南迁箱件数的22%,当然多是精品。其实留下的78%精品也相当多。国民党向台湾运文物,因战争形势突变只运了三次,第三次拟搬运1700箱,由于运输舰舱位余地有限,加之仅有24小时装船时间,结果只运出972箱,另728箱也留在了内地。

  三是,两岸故宫文物藏品构成上稍有不同。运台故宫文物约60万件,其中清宫档案文献38万件册,善本书籍近16万册,器物书画5万余件;加上抵台后征集的文物,总计65万余件。北京故宫原有明清档案800万件,善本特藏50多万册(件、块),器物书画100万件,总计达960万件。1980年明清档案划出,成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;又将包括部分宋元版书在内的14万册宫廷藏书拨交国家图书馆及一些省市和大学图书馆。现北京故宫有藏品150余万件,其中1949年后征集24万多件,80%以上仍为清宫旧藏。

  我们再从几大项文物来具体比较:

  一、书画收藏。台北故宫藏有书画总计9120件,据介绍其中一半为优等和次等,元以前绘画574件(不包括南薰殿宋以前帝后像),元以前书法155件。北京故宫有书画15万件左右,约占世界公立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的1/4,其中约1/3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,有近420件元以前的绘画,310件元以前的书法。元以前书画总收藏量,数量上北京故宫低于台北故宫。但相对严格的鉴定工作,使得北京故宫早期(元以前)书画中,很少有早期和晚期(明清)之争。在绘画的时代方面,北京故宫的早期藏品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绘画面貌,特别是东晋顾恺之的两件北宋摹本《列女图》卷和《洛神赋图》卷真实地反映了汉魏六朝时期的绘画风格。就唐、五代、两宋绘画而言,台北故宫在数量上较北京故宫要多,但北京故宫元代绘画众多的收藏量和完善的品质堪称世界之冠。就宋代绘画而言,台北故宫的山水画珍品多于北京故宫,但北京故宫的人物画珍品则占有重要地位。北京故宫绘画藏品种类较全面,除卷轴画外,还藏有版画、年画、清宫油画、玻璃画、屏风画、贴落等,这些是台北故宫所缺乏和不足的。此外北京故宫还有10件唐宋壁画、7件唐五代敦煌纸绢画、1铺元代大幅壁画等。北京故宫庋藏的明清大幅宫廷书画也是台北故宫所缺少的,因为这些在文物南迁时有一定运输难度。由于台北故宫主要接收的是清宫旧藏历代书画,而18、19世纪的扬州八怪、京江画派、清初的金陵诸家、四僧等许多流派的绘画和书法为清宫所缺,如今已是国之重宝。北京故宫于上世纪60年代初已将上述几个时期书画收藏齐备。在书法方面,台北故宫的收藏量和品质不如北京故宫。北京故宫有4万多通明清尺牍,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,远胜台北故宫在这方面的收藏。在碑帖方面,北京故宫的碑帖善本占全国大多数。目前尚没有见到文物南迁中有关碑帖的记录。

  二、陶瓷类文物。北京故宫有35万件,一级品1100多件,二级品约5.6万件,还有上世纪以来在全国110多个窑口所采集的3万余片陶瓷标本。台北故宫有25248件清宫旧藏瓷器,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及明代官窑瓷器收藏均占优势,著名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绝大多数都藏在台北故宫。但北京故宫的收藏数量是台北故宫无法比拟的,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彩陶、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瓷器、清代嘉庆至宣统官窑瓷器、历代民窑瓷器以及古陶瓷窑址标本、实物资料收藏方面,北京故宫均占有明显优势。北京故宫在历代官窑瓷器收藏方面,无论数量还是质量,也都相当可观,不容忽视。在古陶瓷收藏方面,两岸故宫各有千秋。

  三、青铜器方面。北京故宫藏历代铜器1.5万余件,其中先秦青铜器约1万件,有铭文的1600余件,这三个数量均占中外传世与出土数量总和的1/10以上,是国内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。另外有历代货币1万余枚、铜镜4000面、印押1万余件。台北故宫收藏有5615件青铜器,先秦有铭文的约500件。两岸故宫青铜器都以传世品为主,台北故宫藏品的总量和精品数量都较少,但毛公鼎、散氏盘、宗周钟等重器则十分有名。

  四、工艺类藏品方面。北京故宫藏有玉器28461件,数量上多于台北故宫的11445件,而且又征集了考古发掘出土的珍贵玉器数百件,其中安徽凌家滩遗址与六安杨公乡战国墓出土的一些玉器,为世所罕见,目前仅北京故宫有收藏。另外,北京故宫的大禹治水玉山,重逾万斤,还有重量数千斤的几件玉山,是台北故宫所不能及的。漆器、珐琅、玻璃、金银器、竹木牙角雕刻,以及笔墨纸砚等杂项,台北故宫总计7605件,北京故宫则有101355件。漆器总体上台北故宫精品较少;金属珐琅器,两岸所藏特点相近,但北京故宫的一些大型金属珐琅制品则是台北故宫所没有的;从台北故宫出版的有关如意、文玩等出版物所选文物看,其工艺水平明显逊于北京故宫藏品。另外,北京故宫还藏盆景1442件,匏器590件,而台北故宫无此收藏。

  五、宫廷类文物收藏。北京故宫具极大优势,从代表皇权的典制文物到皇家日常生活用品文物,无所不藏。例如清代玉玺二十五宝、卤簿仪仗等为台北故宫所无,帝后冠服也最为齐全;反映清代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天文仪器、钟表亦为北京故宫特藏。清代皇帝稽古右文,重视文玩鉴赏,其鉴赏所用的印章,绝大部分藏在北京故宫。清代皇家信仰多种宗教,以本民族传统的萨满教、道教与藏传佛教为主。北京故宫收藏有大量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法器、祭器、造像、唐卡等,还完整地保存了宫廷中一些藏传佛教及道教殿堂的原状。

  六、图书典籍方面。台北故宫所藏版本时代早(宋、元、明版较多)、卷帙完整、书品好者居多,如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、藻堂《四库全书荟要》、《宛委别藏》及部分天禄琳琅藏书等,多是独有的巨帙或孤善之品,相当珍贵。北京故宫所存数量不多的宋元版书多已拨交国家图书馆,但现存的明清抄、刻本,品种、数量众多,包括内府修书各馆在编纂过程中产生的稿本,呈请皇帝御览、待刻之书的定本,从未发刻的清代满、蒙、汉文典籍,为便于皇帝阅览或携带而重抄的各式书册,以及为宫内外殿堂陈设而特制的各种赏玩性书册。此外还有翰林学士、词臣自撰的未刊行书籍,各地藏书家进呈之书;一大批宫中戏本和档案;帝后服饰和器物小样、样式雷建筑图样、舆图等特藏文献,等等,以上共约19.5万册(件)。另有20余万块精美的武英殿殿本的原刻书版。这些构成了北京故宫善本特藏的特色。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,除了所存旧藏外,有近1/5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各省市积极支持下征集、购买的散佚清宫文物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。解放初期,国家就毅然花50多万港币从香港买回著名的三希中的两希《伯远帖》和《中秋帖》。当时台湾也想买,但经费没有落实,他们至今引为憾事。迄今为止,先后有600多人向北京故宫捐献文物。毛主席三次将友人送自己的文物转送故宫保存。张伯驹、朱翼庵、孙瀛洲等人的无私捐赠,彪炳千秋。新征集的文物,许多在价值上比清宫旧藏毫不逊色。这使故宫很快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历代文化艺术的巨大宝库,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华文明的象征。

  由于多种原因,许多人对北京故宫文物藏品状况不很清楚,有人以为好东西都到了台湾,有的甚至说:台北有文物没有故宫,北京有故宫没有文物,这显然是误解。当然,文物自有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,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。两岸故宫的收藏本来就是一个整体,有着很强的互补性,只有从整体上来看待,才能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丰富多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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